四川乐山市黑竹沟镇派出所所长老布拉罗在当地被称为“黑脸包公”。截至今年10月底，他已亲手抓获了48名违法犯罪的亲戚，其中有25人被处刑罚或劳动教养。在他抓获的亲戚中，既有亲兄弟，也有堂兄弟，还有妻子一方的亲人（11月10日《成都商报》）。
　　包公只是把自己的一个亲侄斩首，老布拉罗却是亲手抓获了48名违法犯罪的亲戚，两相比较，老布拉罗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其铁面无私、秉公执法无疑对得起“黑脸包公”的称号。老布拉罗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法律的信仰——“我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，也珍爱亲情友情，但是当亲情和友情与法律相冲突时，我会选择维护法律的公正。”
　　然而，包公“大义灭亲”虽然被传颂千年，在当时却似乎并不合法。因为宋朝法律规定，如果法官和被告人是亲属，或者有很近的姻亲关系，那么法官必须回避。当今的法律同样也有回避制度，譬如人民警察法第45条规定：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，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回避，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：（一）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；（二）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；（三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。
　　回避制度是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，目的是避免法律公正受到防碍。司法的中立性要求司法人员居于超脱的地位，他们不仅在实质上不能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，而且在形式上也应当是中立的。这种形式上的中立，有赖于具体的司法程序和监督制度来实现，回避制度就是其中之一。
　　我们可以想见，倘若老布拉罗与当地公安机关遵循了回避制度，“亲手抓获了48名违法犯罪的亲戚”的新闻原本是不会出现的，当然也就没有“黑脸包公”这一颇为悲壮的称号了。遗憾的是，“黑脸包公”在民间却备受追捧。究其原因，关键是因为不少警察在工作中并不懂得回避、并不愿意回避，甚至还有少数试图干预办案为亲属谋取利益。在这样的社会常态之下，能够“大义灭亲”自然就很稀罕了。
　　是啊，“大义灭亲”固然值得称道，但是万一“黑脸包公”脸不“黑”呢，岂不是至少有48名案犯逍遥法外？历史告诉我们，“黑脸包公”毕竟只是少数。要建立法治社会，显然不能寄希望于出现千万个“黑脸包公”，更靠谱的还是完善制度、恪守法律。